兰州市医保局开展医保报销试点

由此，仁内涵获得了第二次发展。

意识形态的内容应该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合情合理、逻辑自洽，宣传也需要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入心入脑，从而转化为人们自觉的行动。意识形态领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意识形态杂而多、甚至相互矛盾和宣传上的牵强附会、前后矛盾。

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中共所宣示的官方意识形态中间找到矛盾，其中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构成中共党内两大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在新的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需要正统意识形态。邓小平理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毛泽东思想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几乎是对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引用"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来为马克思主义的在正统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进行辩护。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武帝时期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由此中华文明进入经学时代，自西汉直至辛亥革命，中华民族的正统意识形态都是儒家，儒家意识形态曾经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稳定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十八世纪，中华民族一直是世界的中心。

十八大开启了习近平时代，中华民族走向精神自主的新征程，习近平精神将成为华家第四个意识形态，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为了避免意识形态上的杂而多，保证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只能以一位领导人的思想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也有人将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正义称为广义的、普遍的正义或政治上的正义，将两种具体的权利（利益）分配原则称为狭义的正义。

其基础是广阔的民间社会，民间力量及其自治，在现代更应开放民间社会，鼓励民间社会、社团的成长，积极发挥其主体性，并加以协调。中国过去的专制政治，其由中枢的权力点去控制社会的力量颇弱，且因德治仁政等观念，亦反对于社会的控制，这确与欧洲历史的王权专制，有其不同。无论是作为个体内在道德性的仁义，抑或是作为社会规范性道德的仁义，相互对待与补充，兼顾了普遍性和特殊性。在贵贱有等的礼制秩序中，含有敬、孝、悌、慈、惠诸德，以及弱者、弱小势力的保护问题。

从孔子的政治哲学来看：他肯定、尊重老百姓的生存权与私利，强调民生问题，并以之谓为公。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一般将两种不同的权利（利益）分配原则简称为应得和配得原则。

笔者承认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有质的差别，其根本差别在于人权，即个体人是否享有政治自由与独立的政治权利。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9]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上），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233-234页。而现在我们不但是参与政治，没有保障，就是不参与政治，退而守住自己的岗位，也仍然没有保障。

……这本是儒家的老传统，，即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尚书•盘庚中》）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传统中国绝非由政府包打天下，而主要靠血缘性的自然团体及其扩大化的社会各团体来治理社会，这些团体自身就是民间力量，它们也保护了民间社会与民间力量，包含家庭及私人空间。[28] 参见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

一种正义的社会制度，应该通过各种制度性安排来改善这些‘最不利者的处境，增加他们的希望，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14]余英时有多种论著讨论知识分子、士与中国文化问题，对汉代、宋代的知识人有深入的研究。

由此可得出人民是政治的主体，士大夫是政治的主体的结论。这个文官制度，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国本，它使得历代各级政治有了新鲜血液，有了民间基层人士的参与。

儒家学说，亦已普及社会。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知道，政治制度与知识分子的境遇之间，知识分子的状况与国民精神的状况之间，息息相关。关于孟子的政治哲学：首先，涉及生存权、财产权的制民恒产论及土地、赋税、商业政策之平等观。所以中国文化的精神，不仅通过辟举的标准而使其在士人身上生根，并且可由此而下被于社会，深入于社会……而乡下儒生，一旦举荐登朝，即可慷慨与朝贵辩论国家大政……所以‘直言极谏，便始终成为两汉取士的另一重要科目……这不仅在政治上可以通天下之情，而且也可以把皇帝的地位向社会抑平，以伸张士人的气概。[13]徐复观很重视主权在人民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五经是中国政治、教育之本。

（《荀子·儒效》）但北宋士大夫所面对的是一个转变的社会结构，他们不得不设计新的制度来重建儒家秩序，无论是王安石的‘新法、吕氏‘乡约或范氏‘义庄，虽有全国性与地方性之异，都应作如是观。天、昊天、上帝、帝、天命是夏、商、周三代的王权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与根据。

[5]西周初期的宗法制度，其要点是立子立嫡（嫡长子继承）之制、封建（封邦建国）子弟之制、庙数（即宗庙祭祀）之制和同姓不婚之制。民间组织与自治，士人积极参与及儒学传统所倡导的公共性与公共品德是公民社会的人的成长与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性政治的基本内容。

殷周之际的变革，使传统天命论得到新生，增加了敬德保民、努力人事、谨慎尽责的内容，把民意提升到天命的高度，因之给中国早期人文精神打上了道德的自主性和内在性的烙印。在唐宋制度上，君权的‘枢机是出令，但这个‘令从‘参试、‘封驳到‘施行却属三省，也只有经过这层层的程序，皇帝的‘令才取得合法性。

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治理）越（于）我家。强大的夏、殷王朝分别在桀、纣手中一朝败亡，说明天命是可以转移、变更的。见顾肃著：《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3-4页。周初人进一步有了人文的自觉。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26]也就是说，义对一体之仁的重要性，在于补充、丰富了道德的秩序性、差等性、相对性、殊异性。

科举下一般士人的品质，实在比农民差得多……首先要使士人从政治上得到解放，以完成士人性格上的彻底转变。过去我们对礼不下庶人的理解有误，据清代人孙希旦的注释，礼不下庶人说的是不为庶人制礼，而不是说对庶人不以礼或庶人无礼制可行。

[8] 秦政之后，儒家与政府不断地斗争与联合，代表平民利益的儒家的政治诉求不断被吸纳到国家制度法典之中，董仲舒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从《盐铁论》到《白虎通》则代表了这一过程。[20] 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载徐复观等著，周阳山编：《知识分子与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0年，第218页。

此结果有二：（六）郑玄等以礼并法，自此有‘礼法之称，并开后来制度之学（唐人仿周礼定六典，至明清六部犹仿《周官》）。夏禹征服三苗，夏启讨伐有扈氏，都是假天与天神的命令为根据的。[4] 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八版，第20-25页。[16] 也就是说，东亚传统的书生、君子、士人与西方知识分子不仅基本相同，而且有自身的特色。

理学家们以各种方式抑制君权，伸张士权，在君民、公私论上有似于西方契约说。罗马族类复杂，阶级制度很严，其领土扩大很多，方法靠武力征服，目的则在于经济特权。

[17] 汉代刘邦及以后，皇室不断下诏求贤，广谏诤之路，除挟书之禁，去诽谤之法，开献书之路，政治渐趋温和。这些可谓自由主义之精华所在。

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儒家对礼乐的鼓吹，《周礼》的研究，虽未成功， 然而汉儒做到了几件事情：（一）遏止了秦式刑法政治。